通过原则体系的建构，我们可以据此推演新参与式民主理论指向的各种制度规则体系，这涉及到该理论的应用层次。

代议民主模式在国家民主及广泛的地方民主中获得了普遍的成功，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也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强化了人们对代议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的信心。代议民主本身是为了解决市镇规模以上的民族国家如何产生合法机构并进行决策的问题。

在此，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重要的改造，使得参与在价值上超越协商，从而有利于凸显与代仪式民主的原则性差异。而所谓政治社会学的大众政治冷漠的实证结果并不能在规范上推出大众应该冷漠或大众应该在政治上无参与权。公司企业主要作为资合社团而存在，即使是上市的、拥有大量股民的公众公司也只是以股权作为参与权的基础，原则上并不承认股权之外的权利可以和参与权连接。[33] 卢梭关于公民投票表决的理论论述，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2版，第四卷第二章论投票。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适用性，可以用于解释、建构、检验和规范代议民主之外公共生活中的一切民主形式，使得这些民主形式具备更加合理的理论原则、实践要素和效果，从而对于建构一个参与式民主社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思想史上，提供完整的民主理论与制度方案的是西方。新参与式民主同时追求一种最大参与的状态，并认为这是兑现参与式民主所指向的教育功能的逻辑结果。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权令，说：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

人权语词写入宪法，是一百年来人权斗争的成果之一，无数的志士仁人致力于传播人权思想、投身于人权斗争，写出了中国百年宪政史上波澜壮阔的人权篇章。[3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权语词重新开始被使用，20年间迅速发展为一个瞩目的词汇。新文化运动以后，人权语词不仅在知识界文化界获得使用，并逐渐进入官方文本中。

1882年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刊行，以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来否定自己先前所译介的天赋人权，说席卷欧洲又波及我东方的天赋人权主义决无实存可取的证据，其从始至今完全是学者妄想出来的东西。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

而《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学者们则多有疑议，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大同书》成书于1902年。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right(自然权)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稿本中的身权，在刊本中改为人权，稿本中的国民之权，在刊本中改为民权在一些案件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认定为违法而予以撤销，被告似乎败诉，但不一定意味着原告胜诉，原告可能只是得到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的结果，实质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甚至行政机关还会作出相同或相似的行政行为。

为能彻底解决纠纷，可适当扩大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行政裁决和行政征收等案件，可以适用变更判决。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行政行为中心主义直接针对的是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而非原告的诉讼请求。行政法追求行政法治秩序，对行政诉讼而言，单是客观合法性审查还不具有决定意义。

[4]［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首先，行政行为或行政职权行为并非只有合法与违法两项结果，还存在难以或不好判断合法或违法的中间地带。

由于行政行为或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隐退或消失，行政赔偿诉讼的运作机制遂发生根本性改变，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方式等与一般的行政诉讼有了重大不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作为新的制度，或者知情权作为新的权利，需要新的机制和安排来落实和保障。

[6]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石和运转的基点，即行政诉讼制度围绕行政行为建立，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13]《若干问题解释》及其起草者在现有行政诉讼框架下所作出的推进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发展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同样无法消除学术界和法院对何谓行政行为的追问，哪些行为是‘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仍然存在。由于行政行为一词已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如何理解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固然，推动行政法律制度发展的因素有多种，但行政诉讼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11]然而，这一意图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被指限缩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毫无疑问，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特点，但既然作为一种诉讼安排，行政诉讼就需要符合基本的诉讼要求，能够回应原告诉讼请求，充分保护原告权益。

有充足理由预见，维护行政权力的目的不会再体现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中。[28]注释:[1]参见姜明安：《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2页。

张树义：《行政诉讼法（草案）若干争论问题再思考》，载《法学》1989年第3期。[19]参见马怀德主编：《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义稿及理由说明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调整行政诉讼架构的基本思路，就是要突出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益这一目的。江必新：《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26]有关研究成果参见马怀德、吴华：《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反思与重构》，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方面看，其不同于一般行政诉讼之处在于这类案件同样无法或难以纳入行政行为中心框架来认识。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1款均倾向于在行政机关没有裁量余地而作出判断时，法院可以判决责令被告作出特别内容的决定。

在可能的情况下，法院应对行政机关应履行职责的内容作出更清晰的分析和确定。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

[19]（二）一些行政争议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如果说现行架构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方面引发的问题尚可以通过极度拓宽行政行为的范围，或直接代之以行政机关和授权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得以缓解，但以审查行政行为或行政职权行为中心的合法性来维系行政诉讼运转，仍存在无法根本解决行政争议的问题。（三）一些案件的审理事实上突破了行政行为中心主义的安排鉴于《行政诉讼法》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安排无法适应现实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事实上已通过《若干问题解释》及针对专门案件的司法解释作出了调整。

[18]参见《〈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北大版）》第2条，来源：http：//sub．cppss．cn/index．php？m=Index＆a=view＆id=2，2012年3月1日访问。（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般产出，合法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

尽管各方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机是否恰切、究竟是大修还是小改等修改策略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就修改内容而言，各方关注焦点似乎较为一致。行政行为是贯穿行政诉讼制度的主线，即行政行为连接法院与行政诉讼参加人的关节点，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20]现行架构对此缺乏处理能力。抽象行政行为的引入会带来不同的变化。

[22]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修订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下表是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各个环节或主要制度中的体现。

[23]参见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念、方法与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60页。换言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纯粹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强化了维持行政权力的色彩。

[26]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具有解决本文所提出的行政诉讼架构问题的制度能力。虽然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有多种形态，但其典型形式是行政机关未公开（或明示拒绝或未作答复）申请人要求的政府信息，或者公开内容、方式未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申请人诉诸法院要求公开相关政府信息。